1975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后，在橡胶厂工作。工作后不久，我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不少反映石化青年工人生活和工业城市的长篇小说。

后来，我在《山东工人报》当编辑时，一时突来灵感，写了以“小八路”为题材的小说《神弹弓》三部曲，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大概是因为这一机缘，退休之后，我老想着给孩子们写点好作品，再加上受到抗日老战士英雄事迹的触动，我写了一系列长篇少儿小说，并开始系统撰写“小八路”题材的中篇小说，陆陆续续出版了十余本。

今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写作的“烽火少年”系列小说《侦察兵小侯》《勇闯铁矿井》《智护宝鼎》《三个小八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让作品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尊重历史，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采访了很多抗战老兵。这些年，我采访了20多位老战士和老儿童团员，积累了许多第一手创作素材。在采访过程中，我了解到沂蒙红嫂明德英和丈夫，曾救下一位八路军的小卫生员。还有1945年5月，八路军鲁中军区在沂源县石桥伏击战中，击毙了日军第53旅团旅团长。我用这两个故事塑造了《第一枪》中的小护理员石娃。他曾被一位农村大叔救助，后来用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击毙了扫荡山区的日军指挥官。而《智护宝鼎》的故事则来源于1939年，在河南出土的国宝后母戊鼎。为避免日军搜寻，当地农民将它深埋在地下。在写《冲锋号》时，为了了解战争年代的司号员是怎样练号吹号的，我专程采访了一位在解放战争中当过司号员的老战士。

事实上，抗日战争的真实情景远比我写的要残酷得多。一位老八路军战士对我说，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小战士有10多万人，实际上的数目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他们从八九岁、十几岁就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与成人战士一起和日伪军斗争，在战斗中成长，许多人献出了幼小的、宝贵的生命。

自抗战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反映抗日战争的中长篇小说，有许多成了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写成人抗战的居多，写少儿抗战的数量则不是太多。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多写一些“小八路”题材小说，让现在的少年儿童通过文学作品走近“小八路”，去了解抗日战争，去感受当年的小战士是怎样为了赶走凶残的侵略者而战斗和生活的；也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接受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传承前辈的红色传统。

我本人年少时读了许多抗战小说，看了很多抗战电影，还学了不少抗战歌曲。受到这些红色作品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68年3月，我17岁时，如愿到原济南军区装甲兵部队，当了7年坦克修理兵。期间，我还当过5年坦克大修班的副班长和班长。我在部队接受了更多传统教育，参加过多次抢修坦克的会战。这段经历让我积累了较丰富的军事常识，培养了我的军队情结、军人情结、红色情结，并为我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年，当我在采访那些亲历过战争的老战士时，我相信，虽然我比老兵小了10或20多岁，但我们在情感上、心灵上是相通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曾在部队穿过军装、扛过枪。这也是我写作“小八路”系列小说最大的优势。

我小说中的小八路军战士和抗日少年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儿女。他们无比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他们因为侵略者的到来经历了苦难的童年，怀有巨大的创伤，因而无比仇恨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罪恶滔天的日本侵略者，以及“二鬼子”保安团、伪保长等汉奸特务。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具有超越年龄的大勇大智；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日伪军作坚决的斗争，常常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视死如归的精气神，一种中国魂。他们大都战斗在我生活和熟悉的山东中部。鲁中人民勤劳、勇敢、质朴、善良，至今传承着深厚的拥军传统。我在作品中力求展示独特的鲁中风俗人情和文化。

“小八路”题材小说不是概念化的产品，而应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因而在创作过程中，我努力追求题材、人物、故事、情节、细节的独特、别致，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我在写作“小八路”系列小说时，仿佛看见一个个朝气蓬勃、精神抖擞的小战士。他们穿着有些宽大的军装，背着枪、手榴弹、挎包、水壶和背包，披着满身霞光，唱着战歌，谈笑风生，大步朝我走来。

(来源：解放军报）